星期六, 11月 24, 2012

抗暴精神與光榮感受






法國思想家傅柯(19261984),是法國研究權力的重要學者。哈伯瑪斯曾言:「在我這一代對我們的時代進行診斷的哲學家圈子裡,傅柯是對時代精神影響最持久的。」晚近學術界,以權力研究為尚,舉凡研究暴力、法規、正義、制衡,莫不以傅氏為瞻。我讀傅柯完全是看重他對權力技術生產作用的分析。《規訓與懲罰》裡直言,社會裡的一切結構,諸如學校、工廠、醫院、家庭等等都普遍存在權力聯繫。權力不僅是壓制性的,而且是生產性的,它產生知識、產生話語。也因此我們讀此書,時時感受到權力從鐵錚錚的外露到柔性包裝,處處顯示具有高度適應能力。傅柯書中舉了一幕怵目驚心的五馬分屍為例,各種儀式與慘烈哀號,無不展現了權力者對受制的臣民展示他無比的力量,藉由這種「公開化」的舉動來達到殺雞儆猴之用,遏制任何意圖挑戰的可能。

從至高皇權的衰弱到民主社會的建設,酷刑看似被廢除了,但傅柯認為權力主體的過度曝光易於形成抗暴力量,故而在所謂合乎人道,可能只不過是畫皮一張,權力的行駛並無因此鬆懈,反而變種到隱蔽之處,如監獄制度,公家機關等等名目上似乎較為「人道」的所在。這種權力,並未因時代的改變而式微,只不過以除暴安良為光鮮的一面,一旦國家機關失靈或三權失衡,這種「濫用權力」的現象只會日愈猖獗。顯然這種膨脹的權力,透過污名與囚禁打擊靈魂與肉體,剝奪人身自由,即便活在新時代也不脫維護君主或成為主權者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強制工具,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各種壓縮民意的嘗試。

從這點來看,警察部門自然需要管理甚至抑制其無止境分享合法懲罰權力。可惜國家不幸,治理無方,警察躍身為巨大怪獸,未能促進人們幸福,反而走向他的原始形態,帶有濃重的打手意味,用傅柯的話就是:排除、拒絕、封鎖、否定、掩蔽的負面效果。一旦法治國家無法正常操作,應該抗暴的成為暴力的源頭,監控犯人的成了「犯人」到處遊走,最後是易放難收,短時間難以解決。何故?因為這種橫行霸道的權力誘惑之大,攸關利益,在不成熟的社會不施加壓力,是不會改變的。

馬來西亞的警隊改革空雷不雨也就不奇怪了。執政集團正是需要這種替他們打天下的權力,以威嚇崛起的公民社會。民間普遍對警察的恐懼,加上扣留所命案時有所聞,老百姓稱之衰友、危險人、有牌爛仔,也就不奇怪了。這種黑社會濫用私刑橋段,直著進去橫著出來,殺人如草芥,電影看多了,在黑白顛倒的社會,無辜者是被赤裸裸的權力逼死的。

社運組織批評權力機關侵害人權,一方面繼續在案件發生後施壓,一方面也明白單靠這種策略效果可能不彰,權力者發出「saya pantang dicabar」的話語,顯然自覺冒犯了其尊嚴,在不是主人就是僕人的威權下,說明一切寄望這種「自我繳械」的可能,幾乎是幻夢,無論是加上「改革派」或「自信與幹練」的新衣包裝,皆無法讓人信服。小至警隊改革大到整個國家機關的重整,抗暴的總體路線便是走向社會投訴。這種經驗並不陌生,史家余英時研究明代士商互動時就得出「覺民行道」的結論。當上層社會無藥可救,惟有「向老百姓說法,掀起一個由下而上的社會改造大運動」,甚至不惜自殘體膚、拒絕合作,喚醒社會大眾的良知,才是士階層的首要任務。

這種社會大眾的改革精神之所以激動人心,在於放棄幻想而從事揮打鞭子的工作。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講演就說過,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社會是不肯動彈的。這種下而上,自動自發的時代精神,人人都在日常添上一磚一瓦,形成可聚可散不易擊垮的彈性力量,加上時移事往,當第一個人在被捕後尚神態自若拍照留念,不但不以為恥,反視之為莫大榮耀:「此行極光!」(1)臉書推波助瀾,弄得全國皆知,本來要掩蓋的真相反使民間成為「懲罰」的見證人。可不要小看這種看似「散步」的力量,事情並不因散會告終,議題的保溫往往需要人前人後快樂地戰鬥,讓民眾體驗自己比任何時候都受到合法暴力的威脅,才是療救社會的沈痾良藥,專制威力並不能壓倒公論,作為他人「此行尤光」的模範,抗爭的力量就有希望了。(12.11.18)



1)文瑩《續湘山野錄》載有范仲淹貶逐反應,見余英時《漂流:古今中外知識人的命運》之分析。



原刊《當今大馬》「小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