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7月 02, 2010

歷史上的理學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美〕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


導論:

作爲一個以公元11世紀時道德哲學家的學說爲基礎的思想學派,以及一場在12世紀成形的由精英領導的社會運動,理學在我們關於中國歷史的論述中處於甚麽位置?在對中國思想傳統的研究中,先秦——那是一個人們開始爭辯哪一種觀念更適於引導君主與個人的時代——的思想家與著作始終佔有一席地位。成熟於中古時期的宗教運動,尤其是佛教,因爲創造了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社群而獲得持續不斷的關注。中國現代思想則必須回答甚麽樣的價值觀能在全球化的時代引導中國前進這個棘手的問題。相對而言,理學則被困於中間的模糊地帶。理學是一種儒學,但它是一種通過對古代文獻的詮釋,自稱已重新發現孔孟思想真諦的儒學。朱熹——理學傳統中的孔子——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同時他假設讀者早已嫻習孔子及儒家經典。雖然第一代的理學家認爲他們的努力使得佛教與道教變得可有可無,但有些現代學者仍認爲理學吸取了釋道二家的養分,爲傳統倫理創造了新的哲學基礎。理學也是晚期帝國體制的正統思想,而正是這個原因,使它受到那些試圖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人們的攻擊。至於那些成爲現代理學的主要詮釋者的哲學家,則忙於爲處於全球化環境下的中國尋找一個思想與道德的基礎。實際上,向西方學生講解理學很困難,至少我的同事是這麼說。對西方學生而言,它過於艱深,過於奧秘,這就和中國大學生難以理解中古世紀的基督教是同樣的道理。

理學家對歷史和學問並不太感興趣,除非他們有辦法使這兩者爲自己的道德修養方案服務,而願意在理學上下功夫的史學家與文學家也不多。有些人認爲,在中華帝國最後一千年的歷史中,理學只不過是爲了維護現有秩序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因此,就出現了一個被越來越專制的國家剝削而停滯不前的社會,以及一個把自己和社會及世界隔離開來,自我內化的統治階級。我完全不同意這個看法,但我擔心,這仍然是一般人討論所謂最後一千年的「前現代」和「傳統」中國時所慣用的方式。問題是,支持這個說法的人會告訴你,這麼說是有歷史根據的,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科舉制度的深遠影響。從11世紀開始,所有縣一級的學校都要學會根據理學的四書作文章。當然,以四書爲主要讀本的制度其實要到理學思想產生兩百年以後,即公元1315年才由蒙古統治者確定下來。蒙古人不是漢人,但他們在40年前已經把中國所有的領土併入他們的帝國中。

這一切都使得理學在歷史中的位置變得困難,或者讓人覺得不必要。對這個課題的忽視是很弔詭的,尤其當我們考慮到理學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許多重要的哲學著作都已被翻譯成英文——以及我們對他們生活的時代及地方能夠深入的理解。理學迅速傳播的時代,正是商業印刷及出版蓬勃發展的時代。許多縣城都會有一兩個印刷商,因此使得更多的作品能流傳和被保存下來;地方社群在建設地方學校與書院方面進行大量的投資,爲知識分子提供工作,也爲學生提供聚集的場所;地方歷史文獻的編纂也開始流行,讓地方能記錄他們的成就以及爲我們提供許多在之前的時代缺乏的史料。同時,私有財產不斷增加,這使得理學家能籌集所需資金以出版著作,建設祠堂與書院,以及組織慈善活動。當一個人無法在全國獲得成功時,他可以通過以上的活動在地方獲取聲望。換言之,我們對理學家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理解,可以超過我們對之前任何時代的思想家的理解。

但理學家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扮演了甚麽角色、發揮了哪些不一樣的作用?雖然理由不一樣,但專注於哲學或歷史的學者都甚少嘗試去探入回答這些問題:專注於哲學的學者否認社會利益可以用以解釋哲學觀念的形成;專注於歷史的學者則懷疑意識形態是否會影響歷史的走向。而我則被夾在兩類學者中間:一類學者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因爲秉持上天賦予的人性,因此都是理學家;另一類學者則認爲理學的哲學都是唯我主義者的胡言亂語。與這兩類學者比較,我把理學理解成一場運動,這場從公元12世紀到17世紀的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如何理解他們身處的世界,以及如何作出相應的選擇。因此我把理學理解爲一場具有深刻歷史的視野,而在試圖理解他們的思想時,我們必須具備哲學的眼光。我希望這樣做可以同時和研究中國古代哲學與歷史的學者對話。

現在是我們探討理學與歷史的關係的好時機,因爲已經有許多研究,讓我們對宋元明時期以及這個時期的中國南方有了更多的瞭解。而此時,理學在社會與政治精英階層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一個更有趣的歷史論述正在展開,使我們更清楚地知道理學家如何回應他們的時代課題。在過去的20年中,對理學感興趣的人數也呈幾何式增長,而且這不僅僅是一時的學術潮流。這或許是因爲在11世紀末興起的理學,也是一種和當時的正統意識形態抗衡的思想潮流。秉持正統意識形態的人認爲,只有當國家強而有力地去設法改變社會、經濟及文化生活,人類社會才能獲得改善,而理學家反對這種看法。

本書主要通過詮釋,有時甚至是爭辯的方式,探討在宋元明時期(11世紀至17世紀),理學和作爲社會與政治精英的士人,與地方社會以及與帝國的多重關係。通過本書,我希望能對這個時期和上個時期的不同進行一些思考,同時設想一下,針對這個時期我們應該問一些甚麽樣的學術問題。我試圖探討理學家與他們所處世界的互動,而不是撰寫一部理學的哲學史研究,因爲這個工作已被許多學者以多種語言進行過,在撰寫此書時,我不斷提醒自己,我們仍然需要一些書,爲那些對中國歷史和思想的認識沒有理學家期待的那樣深入的人們,提供相關的知識,雖然這麼做有時會造成我的解說過於冗長。我希望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能通過閱讀本書而重新思考歷史環境的重要性,我也希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會發現理學家及其思想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多麼值得重視。

本書開頭,我會先對在公元8世紀達到權力高峰的大唐帝國和存在於11世紀,相對較小但仍野心勃勃的宋朝進行多方面的比較,以突出這兩個世界的許多不同。這些不同——所有一切已經不存在的和一切新出現的——爲重新審視帝國的意識形態基礎以及士人在其中所處的位置提供了一個平臺。如本書第二章將重點討論到的,這種新時代的視野直接導致了我們所謂的「新法」的產生。「新法」是通過設立新的政府機關,以增加財富和普及教育並增進國家實力的方式,來改造社會的一次努力。相形之下,理學家(我將在第三章敘述他們的歷史)則由邊緣開始,以道德思想家的身份反對新法。在 12世紀末和13世紀,儘管朝廷對他們進行打壓,理學家仍然成功地說服大批士人接受他們的理念。最後四章將著重討論理學的內容。第四章將試圖證明理學家的政治觀,即把道德權威從政治體系抽離並轉移到個人身上,同時賦予「自我」成爲社會與政治的道德基礎。促使這個轉變的是一種新的關於「學」的理論的產生。第五章將說明,理學家試圖指出,一個人如何通過把理學的教義付諸實踐以及閱讀理學著作,實現與生俱來的潛能,成爲在社會上能發揮影響力的道德高尚的人。這種潛能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因爲每個人都是這個自然世界的有機整體當中活生生的個體之一。大部份的理學著作都是爲了討論「學」而寫作。同時,教學與演講的行爲(聽講的人有時成千上萬)被稱爲「講學」。「學」的終極目的,其實是使個人在任何環境下,都能持續地、自發地作出符合道德的選擇。但正如第六章所試圖說明的,一種選擇之所以能夠被稱爲是道德的,需要一種對理學的道德觀至關重要的信仰作爲基礎,這種信仰堅稱宇宙中所有事物的本質都是統一與完整的。這造成帝國在理想上的統一性被內化,成爲個人道德與社會活動的基礎。最後一章將表明,當理學家把他們的理念在地方社會付諸實踐的時候,他們也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理想。這種新的理想認爲擁有國家支持的士人,應該是地方社會的自發領導者。這種新的倫理觀念在13世紀與14世紀的南方普及開來,並在明初促使國家接受並推動理學,同時因此強制全國各地建立自我督導的地方社群。當這些通過國家立法建立的系統開始失效,理學便重新找回自己的社會使命,並因此使得地方社會的活力再次恢復,同時也使得士人又再次自發地發揮其領導作用。即使理學在17世紀失去過去在思想界所佔有的主流地位,它仍然是地方教育體系的基礎,而帝國晚期的政治秩序也仍然接受地方精英的領導權,並以此作爲國家生存的必備條件。本書要證明的正是理學作爲這種政治秩序能夠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