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11月 11, 2009

謝謝毛毛雨


黎錦暉與黎明暉父女





大約,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經喜歡兼看玩藝的了,款項有限,法會不大的時候,和尚們便自己來飛鈸,唱歌,給善男子,善女人們滿足,但也很使道學先生們搖頭。班禪大師只「印可」開會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時也唱起歌劇來了。 (魯迅《花邊文學·法會和歌劇》)

科學不但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高深,還幫助了中國文化的光大。馬將桌邊,電燈替代了蠟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線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老子曰:「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 (《花邊文學·偶感》)

我們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槍,麻雀牌,《毛毛雨》,科學靈乩,金剛法會,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雖是兒童年,雖是前年身歷了戰禍,也沒有因此給兒童創出一種紀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樣抄。然則明年不是兒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花邊文學·玩具》)

但是,雖然記得,卻又因了「畢業即失業」的教訓,意見和螞蟻已經很不同。秋風是不久就來的,也自然一天涼比一天,然而那時無衣無食的,恐怕倒正是現在的流著油汗的人們;洋房的周圍固然靜寂了,但那是關緊了窗門,連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爐的暖氣,遙想那裏面,大約總依舊是咿咿唉唉,《謝謝毛毛雨》。 (《花邊文學·知了世界》)

但是,過了幾天,阿金就不再看見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復。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只叫了賣唱的兩個窮人唱過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類,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餘閒,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只可惜那時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連阿金的愛人也在內,保不定什麼時候又會發生巷戰。但我卻也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聲,覺得很自然,比絞死貓兒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遠。(《且介亭雜文·阿金》)

星期一, 11月 09, 2009

以禮代理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唐山見到張壽安這著作時,是剛到步不久。這時候的臺北時常下雨,去的幾天還算不錯,偶爾淋雨也很好。清代思想十分復雜,這里談的是禮學思想,還有與之有關的荀子思想的復活。原書做了圈點,這里抄一些原文。

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言簡意賅的揭明,廷堪在崇禮的大前提下,消弭了性之善惡的問題。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則節文斯二者也。」在廷堪看來,道德實踐須藉諸禮,變化氣質也得藉諸禮,至於人性是善是惡,根本無大關礙。(47)

禮以制外,樂以和內。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立於禮,成於樂。廷堪對樂之研究與對樂教之重視,在當時罕有匹儔。所著《燕樂考原》,專考唐代之燕樂。唐天寶間分樂為三類: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之新聲為清樂,合胡樂者為燕樂,而燕樂最貴。燕樂是周隋舊樂,也是稽求古樂之槃籥。禮儀要配合著音樂進行。音樂不只有樂還有器,廷堪對樂器之製造也很留意,嘗訪察樂師詢問樂器製造之長短尺度,以考證古樂聲、譜、器間的配合。(59)

廷堪考證古代舉凡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皆有土地有臣,而凡有土有臣者皆稱為君。因此,君是指受有保土衛民和量刑賞爵之重責的人。換言之,君之當尊,乃尊其職責,而非尊其名位。至於君專指南面帝王,則是唐以後的誤謬。廷堪批評說,唐人治經堅守疏不破注之習,遂多訛信鄭注,不及查究經傳原文,致使士見黜於君之列,而不得受尊尊之禮。後世更以君專指南面之帝王,遂致尊尊演成尊君。(71)

焦循所持重的絜矩之道,不只是五倫關係中下對上的絜矩,也含括上對下的絜矩,所謂「求於子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非忠恕也。這種立論在人同此性、性同此欲之大原則上的絜矩之道,不只是對力學者遏制人欲的反抗,也透露清儒思想中的平實特色。(108)

焦循認為理、法都非平治天下之良策,理愈明、法愈密,都只會造成人我更尖銳的對立;若嚴厲的據法以斷訟或憑理以申訴,甚至會走上扭曲人性枉顧人倫之途。焦循又引賈誼「慶賞刑罰無私如天地,惟禮能絕惡於未萌」一語,闡明聖人治國,治民心較治民事更為首要。必須以德導民以禮齊民,敦厚風俗,使人人相親相恕,克己復禮,天下平治,才可謂為文質相備。(109)

他(焦循)的工夫關鍵是放在以情絜情的忠恕之道上,把禮推向讓,和程瑤田同樣採取了溫厚的修為方法。(113)

漢學界則始終無法提出有建設性的思想理論以與宋學對抗。一直到凌廷堪「以禮代理」思想的提出,理學界才被擊中要害,而有岌岌可危之勢。吾人可謂戴震的義理思想,是對理學界抗爭的第一波,而凌、阮、焦諸人棄理崇禮思想的形成,才直接和理學界造成「水火之勢」。(119)

成孫認為漢學側重行為之實踐與治天下之方策,所以置其要點於禮;而宋學強調人天性之善之擴充,所以重點置諸理。前者的目的在「充其用」,後者的目的在「正其趨」;一以端正其心,一以策勵其行。二者只不過是各就其一而精言之,終究能殊途同歸,並不相歧。(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