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8月 06, 2009

【轉寄】余英時︰談談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師」




季羨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還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亞文字,是個古語言學家。但是在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他身上產生了不少風波。


第一個是很好的一面。因為他在六四」學生被鎮壓的時候,站在學生一面,支持學生。但是慢慢就變掉了,被共產黨攻心之法攻下來了,變成歌功頌德的人了,專門提倡中國民族主義,所以他晚年這十幾年,就被共產黨不但捧為國學大師」,而且還成了「國寶」。溫家寶胡錦濤等人,對他敬禮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寫《泰山頌》,歌頌泰山,其實歌頌的主要就是共產黨。說共產黨來了以後,現在天地都變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間許多冷嘲熱諷。

同時,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這古印度文字、跟東南亞文字、中亞文字,與中國毫無關系,怎麼可以變成國學大師」?所以又在網上引起很多批評。

他也听到這些不大好听的話,有一次就公開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師」,尤其不是國學大師」。以為這樣子就能平息閑話,可是事實上沒有用。共產黨官方已經把他封定為大師了,因為他們需要有這樣一個好象德高望重的人來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變掉了,從最初這個抗議天安門屠殺,到後來歌功頌德。寫書,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學術價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來的,叫做《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寫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較算是學術研究的,後來就沒有了。後來反右啊種種,跟其他人一樣,也不能怪他。總而言之,這個人也是一個讀書人,也是讀出相當成績的人。可是因為政治上的反復,變成這樣一個大師」,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個任繼愈先生,我個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學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師錢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繼愈跟我也算是同門。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時候,他那時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他還特別到旅館來看我。後來,到美國來,還在我家住過一陣子,我們有些私交。他當然也算是大師級的,年齡比季羨林小不了多少,這兩位都是念書人,原本都應該還是不錯的。可是任繼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權力、勢力範圍之內了。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常常讓他去講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學問,他寫過佛教史的論集,也是跟季羨林一樣,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後來就沒見到有什麼新的工作了。這是環境使然。

這兩位先生現在都已變成大師」,也可以這樣說。可是我們要看看古代的「大師」,遠的不說,象清朝的戴震、錢大昕,更早一點的顧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師」。到民國初年、清朝末年,有孫詒讓、周里德等;再下來,章太炎(章炳麟),還有康有為,這些都是「大師」,那是真正的「大師」,是大家公認的。這些人跟政府的關系,都可以說並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時候支持政府,有時候反對政府,能說出話來,都是獨立的、獨立發言的,在社會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後一代,象胡適,也變成「大師」了,也是負國家重望,說出每一句話來,都受到重視。他批評政府也很嚴格,從大陸一直到台灣,都是如此。蔣介石一方面非常討厭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動他的手。

所以過去的「大師」至少可以發揮中國學術界對政府一種監督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批判的力量。正因為這種監督和批判力量,才長久地獲得學術界的尊敬。而學術界也因為有這樣的大師」,也慢慢地得到一種應有的地位。

這個地位本來有它的尊嚴,學術界不是給政府歌功頌德的歌德派」。一變成「歌德派」,學術界的人就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過去,「歌德派」的人,絕不會成為「大師。而在共產黨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為「大師」的可能。換一句話說,學術界沒有獨立的力量,這是中國最近六十年來,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這個不幸的事情,當然跟它的政治制度當然有很密切的關系。因為在共產黨底下,不會讓你跟黨的基本的教義、或者基本的意識形態相抵制而存在。現在雖然不堅持馬列主義這一套,可是還有一點是一定堅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維現在的政府,說現在的執政黨是偉大的、中國前途完全靠它這個黨、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學界大師,象楊振寧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大師」,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點是跟過去絕對不同的。因為以前的大師」是監督政府的,或者說是批判政府的。這種力量是獨立的,政治領袖沒辦法在過去的時代制造出大師」來,就是從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師」來。「大師」是社會上、從底下念書人心里頭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長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來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別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這是所謂中國未來要擔心的地方。如果社會不能制造獨立的學術界、沒有一個獨立的是非標準,使得學術界、精神界出現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認的一種大師」、一種精神領袖的話,那最後就只有歌功頌德的人,就象寫這個《泰山頌》的季羨林先生一樣的「大師」了,季羨林先生也不是一個什麼不好的人、也不是什麼壞人,但就是沒有一種硬骨頭,能夠跟政府相爭,然後又是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激蕩,就一切不顧了,說起話來毫無根據。所以我想這是中國學術界面臨的很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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