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8月 19, 2006

鲁迅和杨妃新编

写了〈贵妃的罗袜〉,这是原是后篇,先谈小的罗袜再及其他,分一二;今把之前写在天地头的笔记查一通,觉得还是把意见补出来或者要好些。

先来个楔子,由鲁迅谈起———鲁迅一生学术著作并不多,这与素来严谨的态度有关,一面写杂文一面仍不忘为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及中国文学史作准备。鲁迅还有一个计划便是对杨贵妃事迹为主线的小说(孙伏园说是戏剧)。

1924年7月鲁迅去西安讲学,曾收集材料,实际体味了西安的风光,结果却失败告终。他在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得信说道:“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於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来摹想的好。”可见得昔日盛唐,中国人的旧梦,对比当时的满目疮痍自然不堪。古典文学是具有一种复制的功能,已有的内容因此从实着新创作者的希望,从往事的百子柜中寻求根据,往往得以拿前人行为和作品印证当下的复现。鲁迅的计划打破在於建构的基点湮没销蚀在杀风景的现实中。

在给山本夫人的信的同时,鲁迅前两天写文〈女人未必多说谎〉透露了一点“玄机”。文末署一月八日,刊於《申报·自由谈》。

“譬如罢,关於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从这几点我们可借以揣测出鲁迅若写成《杨贵妃》当不重弹他人老调,而是作者素爱的“故事新编”。不要忘了他在1922年已写作历史小说〈不周山〉,要到1935年才编好现有篇目的集子。我估计小说版〈杨贵妃〉极可能是鲁迅《故事新编》原计划之一。

我们现在未能见到文稿自然是很可惜的,不过尚可从部分回忆录中看见断简残编,辑出一点意思来,郁达夫《奇零集》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他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搜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於使他和贵妃相间,便是小说的收场。” 郁达夫还称谓“这一腹案,妙不可言”。孙伏园记忆中的戏剧是如何的呢?《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鲁迅先生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雨淋铃’。而且据作者解说,长生殿是为了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恰好李级仁的回忆可以作为孙氏的补充:“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我任招待,曾两次到他的寝室中去。谈到规费的生前、死后、坟墓、遗迹等,记得很清楚,说要把她写成戏剧,其中一幕,是根据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的月夜赏牡丹。”

另日本学者竹村《杨贵妃文学史研究》对此作出推测,第一幕《清平调》,第二幕《舞霓裳》,第三幕《雨淋铃》。可以预想玄宗假兵乱杀妃,此情节复杂冲突,必在收煞推向高潮,这比过往的李杨故事更考功夫,所谓“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是也,如此爱恨交织焚心煎熬,亦可说是诠释得更为合乎情理了。

(周作人亦时谈杨贵妃,1930年致俞平伯信:“有日本友人云在山口地方听到杨贵妃墓的传说,并照有相片,因兄系主张杨妃不死於马嵬者,故以一份奉寄,乞收阅。据传说云,杨妃逃出马嵬,泛舟海上,飘至山口,死於其地,至今萩及久津两处均有石塔,云即其墓也。”周作人说的俞平伯之主张,大概指〈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刊於同年《小说月报》。这文章本来就可以作结,日前翻知堂老人晚年日记,1963年11月14日,得一条资料:“晴,六度。上午译书至下午至九十纸。丰一为寄平伯信,并无余事,只告知东京电视有少女出现,云系杨贵妃之后,或是山口人乎?”又17日收到俞的复函,写成〈杨贵妃的子孙〉。因为提及“乃兄”,又因“娘娘的事”今日关店,亦不想另草一文,便顺便把“杨贵妃与周作人”附志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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